1949年，陈毅听说，国军抗日名将谢晋元的遗孀带着4个孩子流浪街头，心生不忍，连忙指示：“给她安排一栋房子吧！”
1949年6月，上海刚解放不到一个月，凌维诚把那封写了又改、改了又写的信塞进了邮筒。信封上收件人是上海市市长陈毅。
她不知道这封信会是什么结果，但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她带着四个孩子从广东蕉岭一路辗转回到上海，路上走了两个多月。抗战胜利了，国民政府答应照顾抗日将领遗属的话，一件也没兑现。眼下她口袋里只剩几个铜板，下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。
信里她没怎么提自己的处境，主要写了另一件事：吴淞路466号那栋老房子里，还住着七八个当年跟她丈夫一起守四行仓库的士兵，有的缺了胳膊，有的腿里还嵌着弹片，都靠她一个人想办法养活。房子的归属有问题，马上要被收回，这些老兵眼看又要流落街头。她在信里问，能不能把这栋房子留给他们。
陈毅看到信的时候，据说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问旁边的人：当年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，还有人活着？当场就做了批示，说话的大意是，谢晋元是抗日英雄，为打日本人把命都搭上了，他的家人不能再受委屈。很快，吴淞路466号的产权被正式确认归凌维诚一家使用，费用也免了。那些跟凌维诚一起住的老兵，有劳动力的安排工作，身体不行的送进收容所。
消息传到凌维诚那里，这个被生活磨得几乎没了眼泪的女人，蹲在吴淞路那栋老房子的门槛上哭了很久。
凌维诚原本不是过这种日子的人。1907年生在上海徐家汇一个开粮店的商人家庭，父亲去世早，母亲把店铺经营得挺好，三个女儿都上了学。她念完务本女中，又考进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学音乐，钢琴、小提琴、唱歌，样样拿手。按现在的说法，就是标准的上海名媛。
1927年，她去参加同学婚礼，做伴娘。新郎官请来的伴郎是个广东军官，叫谢晋元，黄埔四期出来的，当时已经是营长。两人在婚礼上一见就对了眼。后来谢晋元在济南跟日军交火负了伤，转到汉口养病，她多次跑过去照顾。1929年两人在汉口大华饭店结了婚。
婚后日子过得不错，先后生了三个孩子。但好景不长，1936年局势越来越紧，谢晋元判断仗迟早要打，把她和三个孩子送回了广东蕉岭老家。那时候她又怀了一个，谢晋元交代：生下来如果是男孩，就叫“继民”，继承先辈的意思。
凌维诚带着孩子到了蕉岭，傻眼了。她一个上海小姐，从小没干过粗活，到了农村啥都不会。种地、挑粪、施肥、砍柴，一样一样从头学。谢晋元的父母年纪大，大伯哥去世后留下的侄女也要照顾，一家八口人全靠她撑着。有人问她当初怎么扛过来的，她只说：“他让我等他。”
1937年10月，谢晋元带着四百多人死守四行仓库，打了四天四夜，毙伤日军数百人，掩护大部队撤退。那一仗让全国都知道了他。
但凌维诚在蕉岭等了四年，等来的不是丈夫凯旋的消息，而是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在孤军营被叛徒刺杀身亡的噩耗。据后来她跟儿子谢继民讲，她接信那天坐在门槛上，半天没动，然后站起来继续喂猪。不是不难过，是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。
她跑到重庆找国民政府要抚恤金，最后拿了五万元法币。一半留给公公养老，一半用来养四个孩子。到了1946年，她听说那些当年跟谢晋元打四行仓库的老兵，很多人流落上海街头，有的在码头扛麻袋，有的沿街乞讨。她变卖了蕉岭的田产，带着四个孩子辗转回到上海。
回到上海后她干的第一件事，是在报纸上登了条启事：谢晋元遗孀已抵沪，下榻新新旅社。她就是想告诉那些散落在各处的老兵，团长夫人来了，你们来找我。
果然，消息一登出去，几十个老兵陆续找上门来。她一看他们的样子，当场就红了眼眶。这些打过日本鬼子的汉子，有的瘸了腿，有的耳聋，有的瘦得皮包骨头。她对老兵们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团长不在了，我这个团长夫人会把担子挑起来。”
然后她就真的开始挑这副担子。她带着老兵搞了个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，做肥皂、糊纸盒、搞小作坊。为了争码头和房产，甚至跟青帮起过冲突。但这副担子实在太重，靠几个小作坊根本撑不住。到1949年，她自己和孩子们也快撑不下去了。
那封寄给陈毅的信，是她最后的办法。
陈毅没有让她失望。1949年10月，上海市政府发出正式指令，确认吴淞路466号房屋及谢晋元墓地周边空地划归凌维诚使用，费用减免。后来上海市档案馆里还存着这份文件，上面写着“谢晋元参加抗日，为国捐躯，其遗属应致照顾”。
有了安稳的住处，凌维诚在里弄托儿所找了份工作，当副所长兼保育员，后来又调到服装厂。1957年她成为虹口区第一届政协委员，此后连任多届，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老兵群体争取关注。
她一直活到1991年，84岁。去世前还在念叨“还不回来吗”，像是在等那个已经离开她整整半个世纪的人。按照她的遗愿，子女把她葬在了上海宋庆龄陵园，跟谢晋元葬在一起。从1929年汉口大华饭店的那场婚礼算起，他们分开太久，这次总算再不分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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